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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疗法
- 社会正遭到“精神病”的报复-石勇
- 类型：文化与心理 发布时间：2013/2/13 浏览：1532
一百年前，精神分析的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出警告：“对于（心理和精神疾病的）这种无所不在的破坏性，我们竟没有给它一个适当的位置。”
先知冷峻的双眼背后往往是人类阴郁灰暗的现实，而且在时间的流逝中越来越灰暗——今天，广州正承受这种“破坏性”带来的疼痛。
报载，日前在荔湾区芦荻街发生一起惨案，一中年男子卢某挥刀砍杀自己的两个儿子。13岁的大儿子被砍成重伤后逃出求救，而年仅8岁的小儿子则不幸死亡。
虎毒不食子，父亲转眼变成“屠父”，这样的人间惨剧让人如何把持得住。据报道，此男子疑有（重性）抑郁症且已持续多年，曾“发精神病”说有人在跟踪他、要杀他。而悲剧的祸因，据说可能是小儿子向父亲提出要买个新书包。
这个惨剧似乎是在为历时两年、日前刚刚结束的广州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作出刺痛人心的个案注解。根据这份由市卫生局委托的调查：广州市平均每100人中有15.76人患各类精神疾病，比之20多年前精神疾病1.27％的患病率，增长了12倍。相关人员介绍，青壮年是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高发群体；而重性抑郁障碍已成为广州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属于“重点疾病”。
在今天的中国，“专家”是可疑的。但是，很难怀疑这次广州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的权威性——这不仅仅是有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介入，更重要的在于，数据的背后有无法回避的痛苦经验支撑。调查的本质，仅仅是把混乱无序的现象提炼成方便人们“理性认识”的“数字理性”而已。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15.76%的患病率已经是一个可怕的数据。任何意识到精神疾病巨大危害性的人，恐怕都会坐立不安。
人并非天生就是“精神病”。精神分析指出：精神疾病这一“人造恶魔”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在本性上无法适应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结构（人类生存环境）的结果。人似乎可以适应任何环境，但如果这种环境违反他的本性，适应本身往往需要他付出在精神上得病的代价。粗略地说，一个适合人的精神需求的环境需要提供出安全感、人的存在及其价值感、确定性、主体性。流动性太强、无序、充满不确定性、贫富悬殊、充斥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竞争的社会，注定成为“精神病”的温床。
没有一个社会结构不需要为其运转付出成本。传统的社会结构让古人在精神上健康得多，但他们要忍受物质的匮乏。而呼唤出令人目眩的物质财富的现代社会，也不得不承担支撑它运转的竞争、对人的心理结构的施压、对不确定性的瓦解、对人的异化等所引发的后果。在压力重重的社会结构里，被深深地嵌入而无力挣扎的人因生命受阻而变得有“精神病”，这种对人的精神结构的破坏无异于启动了对社会结构进行报复的程序。换句话说，精神疾病代表了一个社会的“自我报复”。报复的对象，既可能是精神疾病患者自己，也可能是他人或抽象的“社会”——总之一个既定的社会必须为“精神疾病”埋单。
“内生”于社会结构中说明精神疾病是一种“公共成本”。政府有义务对此进行“责任担当”，在意识上、行动上和财力上给精神疾病以一个“适当的位置”。政府更必须在制度安排、政策的制订上最大限度地满足正义和公平原则的检验，毕竟它们对社会结构都有举足轻重的“型塑”和“重构”作用。贫富悬殊、在重重压力中仍让人看不到希望的社会最容易产生“精神病”并且也最具“自毁”的可能。而让一些无辜者承担因权力的运作产生的“精神病”破坏性风险是极不公正的。
据称，警方将对“屠父”卢某做精神病鉴定。这在法律上当然是必须的，但对于家属来说悲剧已无法挽回。而我更关注的是：广州市卫生局如何应对广州100个人中有15.76人患各类精神疾病这一严峻问题。
作者：石勇
先知冷峻的双眼背后往往是人类阴郁灰暗的现实，而且在时间的流逝中越来越灰暗——今天，广州正承受这种“破坏性”带来的疼痛。
报载，日前在荔湾区芦荻街发生一起惨案，一中年男子卢某挥刀砍杀自己的两个儿子。13岁的大儿子被砍成重伤后逃出求救，而年仅8岁的小儿子则不幸死亡。
虎毒不食子，父亲转眼变成“屠父”，这样的人间惨剧让人如何把持得住。据报道，此男子疑有（重性）抑郁症且已持续多年，曾“发精神病”说有人在跟踪他、要杀他。而悲剧的祸因，据说可能是小儿子向父亲提出要买个新书包。
这个惨剧似乎是在为历时两年、日前刚刚结束的广州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作出刺痛人心的个案注解。根据这份由市卫生局委托的调查：广州市平均每100人中有15.76人患各类精神疾病，比之20多年前精神疾病1.27％的患病率，增长了12倍。相关人员介绍，青壮年是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高发群体；而重性抑郁障碍已成为广州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属于“重点疾病”。
在今天的中国，“专家”是可疑的。但是，很难怀疑这次广州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的权威性——这不仅仅是有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介入，更重要的在于，数据的背后有无法回避的痛苦经验支撑。调查的本质，仅仅是把混乱无序的现象提炼成方便人们“理性认识”的“数字理性”而已。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15.76%的患病率已经是一个可怕的数据。任何意识到精神疾病巨大危害性的人，恐怕都会坐立不安。
人并非天生就是“精神病”。精神分析指出：精神疾病这一“人造恶魔”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在本性上无法适应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结构（人类生存环境）的结果。人似乎可以适应任何环境，但如果这种环境违反他的本性，适应本身往往需要他付出在精神上得病的代价。粗略地说，一个适合人的精神需求的环境需要提供出安全感、人的存在及其价值感、确定性、主体性。流动性太强、无序、充满不确定性、贫富悬殊、充斥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竞争的社会，注定成为“精神病”的温床。
没有一个社会结构不需要为其运转付出成本。传统的社会结构让古人在精神上健康得多，但他们要忍受物质的匮乏。而呼唤出令人目眩的物质财富的现代社会，也不得不承担支撑它运转的竞争、对人的心理结构的施压、对不确定性的瓦解、对人的异化等所引发的后果。在压力重重的社会结构里，被深深地嵌入而无力挣扎的人因生命受阻而变得有“精神病”，这种对人的精神结构的破坏无异于启动了对社会结构进行报复的程序。换句话说，精神疾病代表了一个社会的“自我报复”。报复的对象，既可能是精神疾病患者自己，也可能是他人或抽象的“社会”——总之一个既定的社会必须为“精神疾病”埋单。
“内生”于社会结构中说明精神疾病是一种“公共成本”。政府有义务对此进行“责任担当”，在意识上、行动上和财力上给精神疾病以一个“适当的位置”。政府更必须在制度安排、政策的制订上最大限度地满足正义和公平原则的检验，毕竟它们对社会结构都有举足轻重的“型塑”和“重构”作用。贫富悬殊、在重重压力中仍让人看不到希望的社会最容易产生“精神病”并且也最具“自毁”的可能。而让一些无辜者承担因权力的运作产生的“精神病”破坏性风险是极不公正的。
据称，警方将对“屠父”卢某做精神病鉴定。这在法律上当然是必须的，但对于家属来说悲剧已无法挽回。而我更关注的是：广州市卫生局如何应对广州100个人中有15.76人患各类精神疾病这一严峻问题。
作者：石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