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患有心理疾病，所以它有一个很恰当的病名：大众疾病。许许多多的人每星期去心理医生那儿谈一次话，每次四十五分钟或一个小时不等，一个疗程又一个疗程。许许多多的人已经离不开他们的心理医生，就像周末人们渴望休息一样，成了一种习惯。老马（本文作者的朋友）常想，有个什么习惯不好，总觉得还是生活太好了，才会得这种富贵病。刚来德国的时候忙，没把这件事情提上日程，当她开始注意这件事时，已经为时过晚，她自己居然也得了一种心理疾病，病名挺文雅的，叫忧郁症。

   那是一个冬天，医生说，冬天很少有太阳，这种灰暗的天气会很让人沮丧、失望，并最终影响正常生活。老马对自己很生气，心想，在中国你过了多少暗无天日的冬天，还刮着滔天的黄沙，你怎么就没抑郁过呢？而且每天其乐无穷的，现在怎么突然就那么娇气，那么敏感了呢？后来老马仔细观察，发现德国人对天气及其敏感吗，许多人会因为天气不好，那一天不去上班，或者不做那件应该做的事情。在中国哪有时间站在窗前，望着天井，看着天，琢磨上不上班，办不办事？

   有病了，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当然要进行积极的治疗，因此，德国的心理医生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人们批评西医光治表，但是心理医生则一改治表的传统，非要根治不可。老马的朋友老克罗蒂娅害怕老鼠，她每星期去看心理医生，一气治疗了十二年，至今仍然怕老鼠。老马说，你搬家吧，离开现在这个老房子。因为老房子里有个很辉煌的老壁炉，但是许多图案是雕空的，老鼠们经常从那些镂空的小花孔里钻出来看看，每次老克罗蒂娅都会吓破了魂。后来她真的搬了家，但是她一如既往地去她的心理医生那儿，因为医生说：你想想，你现在看不见老鼠了，但是你设想一下，有一天你永远不怕老鼠了，你想想，那种生活对你该是多么理想，你难道不想有一天你根本不把老鼠放在眼里吗？当然想，所以她当然每星期去。问题是，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老克罗蒂娅治好呢？

   一晃又是七年过去了，老克罗蒂娅还是怕老鼠。老马有一天对她说，别治了，怕老鼠有不影响你工作，也不影响你吃喝睡的，但是德国人认真、坚强，非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次她从心理医生那儿回来，差不多崩溃了。老马心想，治不好没关系，不会治严重了吧？她说，医生把一只老鼠放在一个包起来的笼子里，让老克罗蒂娅把手伸进去摸那只老鼠。虽然此前做了半年的准备工作，但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老马想，其实老鼠挺好看的，如果那个笼子不被包起来，也许老克罗蒂娅就没有机会张开想象的翅膀，把全世界的恐惧集中在那个老鼠身上。老马不是专家，不敢对人家的方法说三道四，只觉得很原始，或者没有对症下药。老克罗蒂娅被彻底击毁以后，再也没有鼓起勇气去她的心理医生那儿治病，老马想起了塞翁失马。

   不过，老马还是很佩服德国队人民的关怀，不管出于怎样的目的，不管是不是美国人把这个习惯传给了欧洲人，在德国有很多机构参与管理和治疗这些有心理疾病的人。除了一般的心理医生外，每个区都有一个心理危机急救中心，免费接待出现紧急状况的病人，二十四小时昼夜开诊，属于国家福利机构。还有一个很权威的心理分析研究院，不过要想成为那个研究院的病人，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

   首先它给你推荐三个医生，在每个医生那儿进行三到五次的谈话治疗，最后他们分别写报告给学院，建议该病人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治疗。光是在这个预诊阶段就需要三至五个月，如果你三月份开始实施你的治疗计划，到了七月或八月，快完了，赶上放暑期大假，一放就三个月，你的病就得等着。三个报告打上去以后，通常要等半年或一年才能排上号。终于开始治疗了，第一个疗程是两年。不知道如何复杂的病，需要这么高级的医生，进行如此的深度分析，如果病情如此复杂，那这种复杂的手续是不是科学？老马的一个朋友在预诊期间第二个心理医生那儿，差点儿没和医生打起来。他们沉默对坐了十五分钟，后来医生问他在想什么，能不能说说。他说，我正在想，你会马上提这个问题，果不其然。那你说说吧。我没什么说的，我只知道，我不知道是你陪着我还是我陪着你；我没有路走才来找你，我知道你也没有路给我，只要你能让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就很满意了。看来老马的朋友病的还真不轻，这三个医生还真是治不了他的病。

   他总算熬出了头儿，终于得到一个医生的地址，真正的治疗可以开始了。可是还没等他去那儿，一夜间，他突然猛醒，开始睡觉，那种恐怖得总想跳楼的念头，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他把那个地址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十二年后他可能会需要，因为十二年前危机过一次。

   德国还有一个家庭心理咨询机构，是官方的，有了孩子，有了问题，不管结没结婚，他们都给你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老马的朋友老于，嫁给了德国人，打的天翻地覆，终于反目为仇。老于想，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从此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她丈夫也不甘示弱，每次交接孩子时，气势汹汹。可是，青少年管理局不满意他们两个的态度，认为这种不和谐会影响孩子的成长，所以推荐他俩去家庭心理咨询中心。

   老于和丈夫心里老大不乐意，但是谁也不敢不去，如果你不去，表明你没有诚意改善关系，那你就有很大的风险，孩子就可能判给态度积极的那一方，所以老于和丈夫每星期积极主动地去咨询，这一去就四年。在那里，两人把陈年谷子八百年糠都折腾出来，看谁有理。心理医生霍夫曼女士发现她一个人招架不了老于和她的丈夫，从第二次开始，每次两个心理医生，霍夫曼女士和米勒先生，和他俩谈话。有一次米勒问老于的丈夫，当初他爱老于什么，他说 ，因为和老于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无聊的时候，她老有一个新想法，有了就去实现，速度又太快，我老得帮她刹闸。老于心想，中国人都这样，不过老于觉得他还挺诚实的，虽然有点儿褒贬不清，但还是唤起了老于对昔日和平的回忆和留恋。出来后，两人搂脖抱腰地分手了。

   可是下一次的题目是部分财产的归属问题，老于的丈夫说他童年的照片让老于带走了，还有一个皮箱，这是他的私有财产，说老于无耻云云。老于知道，必须保持高度的理智和镇静才会赢得孩子的抚养权。米勒开始分析，问老于的丈夫是否听过那个故事，老于不能把你留住，你的皮箱和照片实际上可能拥有一种象征意义，你不希望一种美好的记忆留在你的身后吗？当你得到你的皮箱和照片时，你是否设想过，你会因此感到高兴吗？老于的丈夫不语，出来后，两人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就赶紧分手了。

   这场家庭战争就这样断断续续打了六年，霍夫曼女士和米勒先生陪伴了他们其中四年，在第六年头上，终于正式离婚，至此他们已经成了彼此最可以信任的朋友，老于非常感谢霍夫曼女士和米勒先生的杰出工作，他们能把敌人变成朋友。